《2026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一、报告概述

本报告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与中诚信国际联合发布，系CMF宏观经济热点问题研讨会第120期成果，由王孝松教授代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发布，并汇集了毛振华、许斌、刘青、丁爽、程实等知名经济学家的深度研讨观点。报告系统分析了2026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1至4月贸易发展成绩与风险、下半年贸易走势预测以及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冲击的战略路径。报告指出，当前外部环境面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大国竞争加剧不确定性三重压力——IMF、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等权威机构已普遍下调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至2.5%—3.1%区间；全球最惠国待遇贸易占比从2025年初的约80%下降至2026年初的约72%；中美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中国出口美国占比从19.1%降至11.2%，美国从中国进口占比从21.4%降至9%。然而，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外贸仍表现强劲——进出口总值以美元计同比增长18.2%，出口增长14.5%，进口增长23.6%，贸易顺差增长20%；民营企业占比升至57.4%，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六成，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8.3%，“新三样”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报告运用ETS模型与AI模型（Chronos-2）预测，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预计为12.8%，进口增长率为15.7%。报告提出四大应对路径：以新质生产力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中间品贸易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重视新兴市场打造增长新蓝海、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强：三重压力叠加

（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

2026年以来，多家权威机构已普遍下调全球经济增速预测。IMF（2026年4月）预测全球GDP增速为3.1%，但明确警告若中东冲突加剧或贸易脱钩深化，增速可能显著低于预测水平。OECD（2026年3月） 预测2.9%，指出结构性减速——生产率低迷、债务高企、政策不确定性创数十年新高。世界银行（2026年1月） 预测2.6%，并指出2020年至2030年“或将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疲软的十年”。联合国（2026年5月） 将全年增速下调至2.5%，预警能源供应中断、通胀回升（发达经济体2.9%、发展中经济体5.2%）及贸易萎缩（货物贸易增速仅为1.4%—1.9%）。高盛预计2.8%，但承认劳动力疲软与关税风险。

（二）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

近年来全球资源紧张和区域冲突加剧，俄乌冲突和中东战争导致全球能源格局从“经济、低碳”优先转向“安全、可靠”优先。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和世贸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7%大幅放缓至1.5%—2.5%，全球经济增速从2.9%回落至2.6%，核心原因在于地缘政治风险带来的不确定性。中东冲突还可能引发粮食、能源价格再次暴涨，高度依赖进口的发展中国家将面临更严峻的粮食安全和财政压力。

地缘博弈正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全球贸易中按最惠国待遇开展的贸易比重，已从2025年初的约80%下降至2026年初的约72%。一方面各国密集出台关税和贸易限制措施，另一方面区域、双边贸易协定大量增加——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从2025年的38项增至2026年预计的47项，区域协定逐渐取代多边机制成为贸易规则的主要载体，进一步加剧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美伊冲突悬而未决，中东战争延宕导致能源“结构性断供”，中东不仅是传统能源产地，也是新能源矿产的潜在供应地，地缘博弈将进一步加剧。

（三）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不确定性

中美竞争加剧显著抬升全球不确定性，但尚未脱离“竞争中有管控、博弈中存交集”的基本框架。经济与科技脱钩风险上升——美方持续以“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高端芯片、AI、量子等关键领域对华出口，并推动“友岸外包”；中方则强化产业链自主与RCEP、金砖等替代性机制，导致全球供应链碎片化、成本上升与创新协同受阻。地缘与台海敏感点频发——台湾、南海、科技标准主导权等议题易被国内政治工具化（尤其美国大选年），执行层“小动作”不断削弱政策连续性。全球治理与市场信心承压——关税战、稀土管制、金融脱钩传闻加剧企业投资观望。不确定性源于结构性而非临时性——美国将中国定调为“唯一既有意图又具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双方存在制度与发展模式竞争，管控机制薄弱、信任赤字高、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共同推高误判风险。

中美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2017年至202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由19.1%下降至11.2%；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总进口比重由21.4%下降至9%。美国“友岸外包”使从中国大陆进口份额下降12.4个百分点至9.0%，而从越南（+3.9%）、墨西哥（+2.3%）、中国台湾（+4.1%）、印度（+1.6%）、韩国（+0.4%）的进口份额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美国制造业回流呈现“反噬”本质。台积电亚利桑那州项目投资1650亿美元，但人力成本为台湾2—3倍、供应链依赖亚洲，毛利率仅8%（vs.台湾62%），2025年实现盈利但依赖补贴；三星得克萨斯州投资超370亿美元，成本超支80亿美元、量产推迟至2026下半年；英特尔俄亥俄州投资1000亿美元，量产时间推迟至2030—2031年。美国“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巨额公共补贴驱动、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资本注入”，并未解决成本结构、人才储备、供应链韧性和商业可持续性上的根本缺陷，同时给世界产业链供应链带来巨大冲击。

三、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成绩和风险

（一）2026年1—4月贸易发展回顾

进出口显著增长。以人民币计，1—4月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上涨14.9%；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0万亿元，增长20.0%；贸易顺差2.43万亿元，增长11.3%。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2.33万亿美元，增长18.2%；出口1.34万亿美元，增长14.5%；进口0.99万亿美元，增长23.6%；贸易顺差3477亿美元，增长20.0%。

各类贸易方式均有增长。一般贸易进出口9.82万亿元，增长8.5%，占外贸总值的60.5%；加工贸易进出口3.08万亿元，增长21.3%，占比19.0%；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2.81万亿元，增长38.7%，占比17.3%。

民营企业的贸易地位持续提高。民营企业进出口9.31万亿元，增长15.9%，占比57.4%；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4.72万亿元，增长15.4%，占比29.1%；国有企业进出口2.16万亿元，增长9.8%，占比13.3%。

新质生产力推动贸易结构优化。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六成（63.5%）。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30.0%；高技术、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增长17.6%，其中电动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出口增速分别达68.1%、43.2%、40.7%。进口方面，机电产品进口增长23.6%，农产品进口增长10.3%。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提升。依据BEC方法按生产阶段划分，加工专用中间品贸易增速最高（27.8%），对贸易增长贡献超过9个百分点，体现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枢纽作用进一步稳固。

贸易伙伴多元化布局持续推进。1—4月，中国与东盟贸易额2.75万亿元，增长15.7%；与欧盟贸易额2.01万亿元，增长13.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8.28万亿元，增长13.5%。

中国贸易发展的支撑力量包括：AI赋能成为核心拉动力量（AI相关领域贸易额增长较快）；强大的制造业构筑了发展根基（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经贸朋友圈扩容提质（除美国外与多数经济体贸易保持持续增长）。

（二）2026年下半年中国贸易发展前瞻——四大风险

宏观经济环境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美伊冲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关键能源与航运通道传导冲击，并通过“能源—农业—通胀”链条推高总体通胀。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即使冲突立即结束，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仍将损失0.3—0.4个百分点、通胀抬升2—3个百分点；若冲突长期持续，全球GDP可能下降约1个百分点。发达经济体因高债务与政治分化陷入“稳增长”与“控通胀”两难，发展中经济体面临资本外流与汇率贬值双重压力。

国际经贸政策的逻辑发生根本变化。传统的以效率至上和自由贸易为核心的多边体系加速退潮，各国将供应链韧性、技术主权和地缘风险管控置于决策核心。美国正系统性运用国内立法工具将贸易政策武器化——4月援引“232条款”对未签署贸易协议国家的进口药品加征100%关税；国会推动《MATCH法案》试图将对华半导体管制从尖端技术向成熟制程DUV光刻机延伸，并施压盟友协同跟进。日法在东京举行峰会，推动稀土采购渠道多元化，构建“去中国化”的替代供应链。

地缘政治环境不容乐观。传统大国主导的安全秩序失去稳定锚点，地缘冲突呈现“泛安全化”与“跨域化”趋势——冲突边界从传统军事目标扩展至经济、科技乃至民用体系。全球地缘政治已进入“高不确定性、多中心竞争、规则弱化”的新阶段，未来真正风险在于各类安全机制能否在失序过程中完成重构，否则局部危机极易演变为系统性震荡。

产业链风险不断加剧。霍尔木兹海峡受阻使能源、航运与保险体系同步失灵，冲击通过价格、预期和金融渠道向制造业和出口部门传导。科技产业链面临高端受限和内部竞争加剧的双重挤压，产业内部“内卷化”侵蚀盈利能力并削弱产业韧性，企业“走出去”面临的合规与地缘政治风险快速上升。

（三）模型预测：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12.8%

报告使用时间序列分析中常用的ETS模型（分别考虑误差、趋势和季节性因素），并结合基于大语言模型架构、拥有1.2亿参数的Chronos-2模型（利用Transformer注意力机制同步学习时间维度与变量间关联关系，以自回归方式生成未来序列）进行预测。基于2017年1月至2026年4月的月度进出口数据，控制宏观经济环境、国际经贸政策、地缘政治环境和产业链风险四类因素，设置乐观、折中、悲观三种场景后取平均值。

预测结果显示：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率预计为12.8%，出口规模约为3.77万亿美元；进口增长率预计为15.7%，进口规模约为2.99万亿美元。 重点产品方面，计算机零附件下半年增速可能有所放缓至98.6%，但全年增速仍有望达125.6%；电动汽车等“新三样”下半年增速预计为67.2%，全年73.9%；集成电路全年出口增速预计达68.3%；锂电池全年增速预计达48.6%。这些领域将成为支撑出口较快增长的重要力量。

四、以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对外部不确定性：四大路径

（一）以新质生产力培育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是产业链升级、核心技术突破、国家政策赋能三重因素共振的结果。扩大产业链优势：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全链条协同、成本可控、交付高效，未来要进一步健全产业链、扩大核心优势。技术突破：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率，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高端产品出口奠定基础。政策赋能：通过税收、研发补贴、跨境电商支持等政策，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加速新质生产力转化为外贸竞争力。

（二）发展中间品贸易，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

发挥中间品贸易优势，主导部分产业链设计、核心零部件供应、高端制造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引领者”。通过发展中间品贸易，提升中国外贸的利润空间，增强中国外贸韧性与话语权，有效对冲欧美市场需求疲软、贸易摩擦加剧的风险。中国已成为全球价值链枢纽，但这一地位仍需进一步加强。

（三）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

中美贸易不确定性仍将持续，应进一步挖掘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补性需求——1—4月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14.8%，仍有较大潜力。具体路径包括：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运用AI赋能便利化流程；为企业开拓新兴市场提供有力支撑；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促进经贸合作进一步发展。通过更加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布局，增强回旋空间和抗风险能力。

（四）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

运用新技术本身也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数字平台赋能：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按需生产、小单快返、快速交付”，降低库存积压风险，提升资金周转率。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壁垒，降低物流成本，贴近目标市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技术输出+配套服务：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客户忠诚度，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升级，附加值大幅提升。企业“走出去”应从法律、合规、物流和市场规则等维度加强研究。

五、专家核心观点精要

（一）毛振华（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两分法看外贸，企业出海是大势所趋

毛振华指出，外贸是拉动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之一，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GDP增长贡献率连续两年超过30%，显著高于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充分印证了我国完备制造业体系和全产业链布局的核心优势。但看待外贸需坚持“两分法”，既要看到优势，也要看到困难和问题——地缘政治博弈持续加剧、中美长期博弈格局未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是中长期重要问题。外贸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高质量产品出口——机电产品、AI赋能领域、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体现了中国科研能力、制造能力和供应链优势。其次，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保障条件，尤其是良好的国际关系——应将外贸出口纳入整体国际关系考量，既要破解外部“脱钩”和“民主供应链”等安排，也要构建中国自己的朋友圈。再次，高质量发展也包含高质量出海——中国企业出海已是大势所趋，应重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加强出海规划，明确哪些环节可以出去、哪些核心环节不能出去，防止产业链空心化和核心技术转移。中国既是上一轮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承接者，也是新一轮产业链转移的输出者，应把握这一历史机遇，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最大化争取国家产业利益。

（二）许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经济需完成供给侧和需求侧双转型

许斌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本质变化——全球化退潮、地缘政治重要性上升、西方国家国内政治变化，使中国不能再以过去的方式处理与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近期中国货物出口保持较高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实际汇率层面的竞争力变化——中国价格低位运行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处于通胀环境中，此消彼长使中国商品在实际汇率意义上出现贬值，从而增强出口竞争力。但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依靠价格竞争推动出口增长并非长久之计，未来价格继续下降的空间有限。

实现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能否成功完成“双转型”：在供给侧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发展新质生产力）；在需求侧从外需为主转向内外需协同。许斌提出 “新质消费需求”概念——养老、保健、住房、AI时代的居住改造、个人理财、心理咨询、体验式消费等领域都蕴含大量新需求。未来应从“需求到供给”的思路出发，识别新质消费需求，再反向推动相应产业、产品和服务发展，从而为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内需基础。

（三）刘青（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执行院长）：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青指出，贸易高质量发展对中国经济具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贡献还将持续一段时间——未来两三年中国经济发展仍与贸易发展密切相关。供给端中国制造业规模大、升级快，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能力和应用热情全球领先；需求端消费和投资仍在恢复过程中。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源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全球竞争力稳步提升。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既有“厚度”（产业链完整性，许多产业从上游原材料到下游终端产品都有较强企业），也有“高度”（结构升级，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新三样”成为亮点）。

外部不确定性应辩证看待：贸易壁垒、供应链重组和技术封锁会损害贸易和产业发展，但如果应对得当，也会倒逼产业和贸易升级，推动科技创新突破和产业链韧性增强。应对策略上：强化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风险；在拓展多元化市场的同时高度重视亚洲贸易中心建设；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面对外部变局，应以更强技术实力、更完整产业链和更开放的全球合作在不确定性中增强发展主动权。

（四）丁爽（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首席经济学家）：AI超级周期与绿色转型成为出口重要支撑

丁爽指出，AI超级周期是推动近期贸易增长的重要力量——4月份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出口分别增长47%和99%，价格也明显上升，且进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说明中国深度嵌入东亚乃至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2025年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AI相关产品出口国，相关产品占出口比重约19%。“新三样”出口继续保持强势，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发展相关产品仍具较强竞争力。当前中美贸易相对平稳，但中欧贸易摩擦正在上升——中欧贸易不平衡有所扩大，出口产品重叠度较高，新能源汽车、钢铁等领域已出现加税、反倾销等措施，欧洲还可能继续使用本地含量规则、国际采购工具、外国补贴规则、网络安全法等政策工具。

“十五五”规划中关于外贸的表述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应加强贸易强国建设，推进进出口平衡发展，不能长期依赖外需拉动增长；应更加重视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并重。政策上可适度优化财政补贴和出口退税安排，并在基本面支持下允许人民币温和升值，以促进贸易平衡、减少外部摩擦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五）程实（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贸易韧性源自全球价值链中的微观能力提升

程实指出，过去一年多中国贸易持续“超预期”，说明中国贸易正在发生质的转变。中国贸易韧性首先来自全球贸易路径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中国已成为全球连接最为密集的出口节点，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通过高密度网络路径广泛嵌入全球各地生产函数。中国正在成为难以替代的超级“路由器”，产业全谱系优势以及重点产业全球增加值份额在过去十年中系统性上升。中国出海正在从“产品出海”走向“跨国建链”——经历产品出海、产能出海到生态出海的升级，把中国供应链能力向外延伸并与贸易伙伴共同分享扩链利益。

中国贸易韧性还来自“向上突围”——制造业持续升链、价值空间不断打开。基于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测算，2017年至2024年中国相关指数从0.85升至0.98，说明中国正从偏重加工装配转向更具持续影响力和盈利能力的位置。中高端制造业已成为出口价值的核心载体，高技术产品正加速引领外贸增长。中国贸易韧性更多源自过去数十年久久为功的能力建设，源自微观能力而非单纯宏观环境；未来政策重点应放在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规模创造转向价值获取，帮助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持续向上攀升。

六、核心总结与战略启示

报告通过对2026年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中国外贸发展成绩与风险、专家多维视角的系统分析，得出以下核心结论与战略启示：

第一，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具有结构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特征。 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博弈冲击全球贸易体系、大国竞争加剧三重压力叠加，全球最惠国待遇贸易占比从80%降至72%，区域贸易协定取代多边机制成为规则主要载体。全球贸易增速将从4.7%大幅放缓至1.5%—2.5%——这一放缓并非短期扰动，而是全球贸易规则碎片化、供应链政治化、地缘冲突长期化的结构性结果。中美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中国出口美国占比从19.1%降至11.2%），但全球贸易路径仍越来越难以绕开中国——中国出口创造的增加值通过高密度网络路径广泛嵌入全球各地生产函数。

第二，2026年前四个月中国外贸展现强劲韧性，AI超级周期与绿色转型成为核心支撑。 进出口以美元计增长18.2%，出口增长14.5%，进口增长23.6%——增速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领先。民营企业占比升至57.4%，机电产品占出口比重超六成，集成电路出口增长78.3%，“新三样”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AI相关产品出口国（占比约19%），中高端制造业已成为出口价值的核心载体，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从0.85升至0.98。预测显示2026年全年出口增长12.8%、进口增长15.7%，外贸仍将保持较快增长。

第三，外部压力倒逼产业升级，中国贸易韧性源于微观能力建设而非短期环境。 美国“友岸外包”和“制造业回流”并非基于市场效率的自然选择，而是由巨额补贴驱动、以政治目标为导向的资本注入——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毛利率仅8%（vs.台湾62%），三星成本超支80亿美元，并未解决成本结构、人才储备和商业可持续性上的根本缺陷。与此同时，外部压力正倒逼中国加快科技创新和自主突破——华为“韬定律”引发广泛讨论，中间品出口快速增长且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中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通过系统能力实现突破的潜力正在显现。

第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持续攀升。 贸易不能只“赚吆喝”，更要形成影响力、盈利能力和持续竞争力。中国制造正从加工装配端向中间核心产品供给端转型，从规模创造转向价值获取。电气光学设备等高附加值中上游制造业规模全球领先，竞争力突出。未来政策应聚焦于帮助不同产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持续向上攀升，强化中高端制造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对外部冲击的脆弱环节进行精准补强（能源、资源及关键中间品进口来源多元化、战略储备、技术替代），支持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产能出海走向生态出海。

第五，应对策略需综合施策。 以新质生产力培育核心竞争力（产业链升级+技术突破+政策赋能三重共振）；发展中间品贸易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核心环节，成为全球价值链的“引领者”；重视新兴市场打造贸易增长新蓝海，进一步挖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补性需求（前四个月增长14.8%，仍有较大潜力）；通过数实融合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平台赋能实现“按需生产、小单快返”，海外建厂规避关税壁垒，“技术输出+配套服务”实现从“卖产品”向“卖方案、卖服务”升级。同时，推进制度型开放、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和规则制定能力。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只要坚持贸易高质量发展，就能够更好实现贸易利益，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贸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