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与普惠金融：非洲与亚洲的互鉴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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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作者为非洲银行经济情报与可持续发展板块负责人Jad Benhamdane。报告系统比较了非洲与亚洲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路径，核心观点是：两大洲从截然不同的起点出发，如今正开始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普惠金融从“接入”走向“深化”。
一、报告概述
本报告由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发布，作者为非洲银行经济情报与可持续发展板块负责人Jad Benhamdane。报告系统比较了非洲与亚洲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路径，核心观点是：两大洲从截然不同的起点出发，如今正开始相互借鉴，共同推动普惠金融从“接入”走向“深化”。
主要发现包括：
非洲模式：节约型创新 + 人力代理网络。以肯尼亚M-Pesa为代表，依托USSD基础技术、密集的线下代理网络（杂货店、药店等），解决了“最后一公里”信任与可达性问题。全球移动货币注册账户已突破20亿，撒哈拉以南非洲占据显著比重。
亚洲模式：一体化数字生态系统 + 开放基础设施。中国支付宝/微信支付让支付“隐身”于日常生活，印度UPI打造开放、可互操作的公共支付基础设施（2026年1月月交易量217亿笔），东南亚Grab等超级应用将金融服务嵌入网约车、外卖等场景。
替代性信用评分：蚂蚁集团芝麻信用依据消费行为而非银行历史评估信用，GrabFinance依据配送数据向小微商户放贷，使非正规经济从业者获得信贷。
CBDC探索：中国数字人民币（e-CNY）侧重货币主权与支付体系现代化；尼日利亚eNaira（非洲首个CBDC）初期采用不及预期，后通过限制现金提取被动推动；加纳e-Cedi采取渐进策略，探索与现有移动货币生态整合。
监管智慧：非洲监管者（肯尼亚、卢旺达、加纳）在制度能力有限的条件下，通过“相称监管”、监管沙盒等创新，为创新留出空间；中国在创新扩张后强化制度框架，新加坡以透明、分阶段监管吸引全球金融科技公司。
南南监管合作：全球金融创新网络（GFIN）、普惠金融联盟（AFI）等平台推动非洲与亚洲央行分享移动货币、数据治理、互操作性等经验。
核心结论：普惠金融的真正挑战已不再是发明“炫目工具”，而是耐心建设可获得、可靠、可互操作且有用的系统。非洲与亚洲的互鉴路径——非洲的“节约型创新+人力网络”、亚洲的“开放数字基础设施+生态系统整合”——正围绕这一共同目标逐步融合。
二、整体解读
1. 两条路径，同一个目标：从“对立”到“互鉴”
报告最核心的理论贡献是超越了“谁更好”的二元比较，转而追问“彼此能学到什么”：
| 维度 | 非洲路径 | 亚洲路径 |
|---|---|---|
| 起点 | 银行基础设施匮乏，迫切需求驱动 | 战略雄心驱动，政府推动数字化 |
| 核心技术 | USSD（基础技术）+ 人力代理 | 智能手机应用 + 开放API + 生态系统 |
| 信任机制 | 本地代理人（杂货店、药店）解决信任 | 平台品牌 + 算法评分 |
| 基础设施 | 碎片化（54国、多货币、拼布式监管） | 统一大市场（中国、印度十亿级人口） |
| 普惠逻辑 | “节俭创新”——低成本、大规模 | “深度整合”——一站式、多功能 |
报告的精妙之处在于指出：两条路径并非优劣之分，而是不同约束条件下的最优解。非洲受限于基础设施碎片化和数字素养不足，选择了“人力补技术”的路径；亚洲受益于统一大市场和较高连通性，选择了“技术替人力”的路径。如今，两者开始融合——非洲学习亚洲的生态系统思维（如尼日利亚OPay），亚洲在低连通性市场借鉴非洲的代理人模式（如孟加拉国bKash）。
2. “代理人模式”被重新定义为结构性组件，而非权宜之计
报告专栏1提出了一个极具洞察力的判断：代理人（杂货商、药店店主）不是临时替代方案，而是普惠金融的结构性组件。这一判断颠覆了传统技术中心主义的偏见——认为最终会被纯数字方案取代。报告以数据证明：在连通性不足、数字素养有限的环境中，人力代理解决了两个纯技术无法解决的问题——可达性（农村地区无网络覆盖）和信任（面对面交易建立心理安全感）。
这一洞察对亚洲也有重要启示：即使在印度、印尼等数字化快速推进的市场，仍有大量人群（尤其是老年人、低收入群体、偏远地区居民）依赖线下代理。“混合模式”（数字+代理）可能比“纯数字”更具包容性。
3. 公共基础设施 vs. 私营平台：印度UPI的启示
报告对印度UPI的分析尤为值得关注。UPI并非简单的支付系统，而是一种制度设计：公共部门建设开放、可互操作的基础设施，私营部门在应用层竞争创新。这一模式实现了三个目标：
普惠：数百款应用接入同一网络，覆盖几乎所有智能手机用户；
竞争：Google Pay、PhonePe、Paytm等竞争推动用户体验持续优化；
稳定：基础设施层与创新层分离，避免单一平台垄断风险。
对于正在探索金融科技监管的非洲和亚洲其他国家，UPI模式提供了一个与“私营超级应用主导”不同的参考路径。报告特别指出：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正通过研究UPI，探索在竞争性移动货币网络之间建立互操作系统——这可能是未来几年最值得关注的南南知识转移案例。
4. CBDC的“两难”与非洲的务实探索
报告对CBDC的分析既客观又富有启发性。中国e-CNY代表了 “主权优先”路径：货币主权、支付体系控制、跨境去美元化是首要目标，普惠是附带收益。尼日利亚eNaira则揭示了CBDC的典型困境：如果市场已有成熟的移动货币生态，政府发行的CBDC如何找到定位？ 初期采用不及预期，随后通过限制现金提取强制推动——虽提升使用数据，但侵蚀了公众信任。
报告敏锐地指出，非洲正在探索一条更具建设性的路径：CBDC不与现有移动货币竞争，而是与之整合。加纳e-Cedi的渐进试点、摩洛哥e-dirham的“双重数字路径”（主权CBDC + 加密资产监管框架），都是在实践中寻找平衡点。这对亚洲同样有参考价值：当央行数字货币与私营支付工具并存时，如何设计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5. 监管不是创新的敌人，而是创新的“免疫系统”
报告对监管角色的重新定义值得反复咀嚼：“监管是创新的免疫系统”——既不能过度反应扼杀创新，也不能完全缺位导致系统崩溃。非洲监管者的“相称监管”实践提供了宝贵经验：
肯尼亚央行允许M-Pesa在“监管真空”中运营，先观察、理解，再介入；
卢旺达央行在“监管沙盒”概念流行前就已建立沙盒机制；
加纳监管当局在强化框架的同时维持市场活力。
这些案例挑战了一个常见的偏见——“发展中国家的监管能力弱”。事实上，恰恰是制度能力有限的监管者，设计出了一些全球最精妙的监管路径，因为他们不得不务实。这一经验对亚洲同样适用：监管不在于“有多严”，而在于“是否与风险相称、是否可预期、是否为创新留出空间”。
6. 结构性障碍：非洲的“碎片化”是真正的硬约束
报告并未回避非洲面临的结构性挑战：54个国家、数十种货币、拼布式监管体系、不兼容的移动货币网络。这一碎片化使得“打造泛非超级应用”远比“在中国开发微信”困难——后者面对的是统一语言、货币和监管的十亿级市场。
但报告同时指出，东盟的经验表明：在制度高度多样化的背景下实现互联互通是可能的。几个东盟国家已开始联通其即时支付系统。对于正在推进《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定》（AfCFTA）的非洲而言，可互操作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是“附属品”，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底座。
三、总结与启示
这份报告的核心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非欧洲中心主义的普惠金融分析框架。它没有套用西方经典金融发展理论，而是从非洲和亚洲的实际经验出发，提炼出两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普惠金融的技术路径取决于初始条件：基础设施匮乏时，“人力补技术”是理性选择；连通性提高后，“技术替人力”是自然演进。两者不是对立，而是阶段。
“接入、使用、深化”是三个不同层次的挑战：拥有账户不等于金融韧性。真正的难点在于：账户能否用于储蓄？能否缓冲健康危机？能否获得与非正规经济匹配的生产性信贷？
对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的启示：
不要迷信单一模式：每个市场的普惠金融路径都受制于其独特的结构约束（基础设施、人口分布、数字素养、监管能力）。
重视“混合模式”：纯数字方案在低连通性环境中不可行，人力代理不是过渡方案，而是结构性组件。
基础设施要开放可互操作：无论是印度的UPI还是东盟的支付联通，开放架构比封闭系统具有更长期的价值。
监管要“相称”而非“从严”：在创新早期给予试验空间，在规模扩张后强化制度框架，时间序列安排至关重要。
最大的未尽议题：报告坦承，即便在移动货币高渗透国家，女性金融排斥、城乡数字鸿沟、数据垄断与算法排斥等问题仍未解决。普惠金融的“最后一公里”之后，还有“最后一米”——这将是非洲与亚洲下一阶段互鉴的核心议题。